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杨金志、仇逸、朱薇、周慧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规范制度和制约权力为核心,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代表委员表示,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腐败大案多发的“重灾区”。要以釜底抽薪的勇气和决心,加大房地产领域反腐败工作。

 

房地产领域已成腐败“重灾区”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2007年以来,重庆揪出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地产腐败“窝案”,近10名厅级干部陆续因收受开发商巨额贿赂而落马。其中,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金额超过1589万元,已于2008年底被一审判处死缓。

“窝案,又是房地产腐败窝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几乎与重庆规划腐败窝案公布同时,近年来,海口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陈立奇、姚继韵、张仕武以及原总规划师王小山在任期间,在用地规划审批、改变用地性质、暂停缓工程处置、提高用地容积率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财。日前,4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如果说重庆、海口的规划腐败窝案是以涉案人员众多令人瞠目,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则是以超过1亿元的受贿金额令人咂舌。”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说。

2001年至2004年间,主管城建工作的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贿赂,折合人民币1亿余元,其中最高单笔受贿达8000余万元,创造了贪官受贿总金额、单笔受贿金额的两个“新高”。2008年4月,姜人杰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有的贪污官员喜欢‘囤积’现金,有的腐败分子则偏好‘收集’房产,腐败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说。

近年来,上海市两个倒下来的“土地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和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都有收集房产的嗜好。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殷国元曾多次向自己提供过便利的房产公司“买房”,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更出格的是,他的大部分购房款是向房地产开发商索取的。两人均被法院判处死缓。

“中国正在高速城市化,住宅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张兆安代表说,“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管理土地资源的部门、官员很容易成为寻租对象。这一点,很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造高速公路时期,全国许多建设厅长因腐败落马。因此,预防和遏制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十分迫切、相当必要!”

 

容积率上下其手　不义财滚滚而来

“容积率在开发商眼中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哪怕是能提高0.5个百分点,每个开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公关。这么大的利益面前,开发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公关行贿可想而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一语道破规划腐败的“潜规则”。

杜黎明是重庆地产腐败窝案的办案人员之一,深谙蒋勇等人在容积率方面“上下其手”的做法。蒋勇在任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帮助取得规划手续、调增容积率、调整用地性质、提高土地使用强度等形式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他还伙同情妇唐薇成立多家公司,通过调整规划手续为开发商谋利,以达到收取钱财的目的。

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开发商获利也越大,但是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足足可以多得3000万元!

在房地产领域,腐败分子钻的空子不止是容积率调整。杜黎明说,土地用地性质调整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除经营性用地须要进行“招、拍、挂”外,很多工业用地、教育设施用地和公益设施用地等划拨地不用进入正规的“招、拍、挂”程序,而且土地出让的价格只有经营性用地的几分之一。许多开发商就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大量圈地,然后再经过层层公关改变用地性质,用于房地产开发。“现在许多开发区变高档住宅区就是这种情况:开发商先在园区里把地圈下来,荒废在那里四五年也不着急,慢慢跟政府公关改变用地性质再搞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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