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们是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代农村人,他们是踏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先行者。他们来自农村,却又疏离农村；他们向往城市, 却又心存畏惧。他们已接受了全新的时代观,但又缺乏与之相对应的身份及经济能力。贬者称他们为“无根的一代”,褒者却又将他们赞誉为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对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家”的概念或许是指房子,或许是指家庭,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独特的群体来说,家,意味着这座城市对他们的包容、理解和接受。

 

2010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一号文件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1.5亿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总数的60%。

2010年两会期间,这个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构成元素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代表委员,到市民大众,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们自己,都在思考着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以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机遇。

 

新生代农民工有“新生活”

“交了班就去和朋友泡网吧。”一身保安制服的徐业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在他的脸上,几乎看不到生活和岁月的痕迹。今年刚满20岁的安徽小伙徐业,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北京打工快两年了。脱去保安制服换上便装的他,如果不是一口安徽普通话,几乎和北京街头巷尾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

“一般下班后会去泡网吧打游戏,这个花的钱比玩其他的要少。”徐业笑着告诉记者。他说,他所在的物业公司管住不管吃,每月1400元,扣掉伙食费、烟钱以及玩乐的开销,每月基本上没有什么结余。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着更加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但他们更乐于参与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中去,在他们的话题中,从来不缺少城市里最热门的事情。

“现在北京的房价太高了,去年一年,我们这个小区就涨了快7000元/平方米。”徐业对房价问题也能侃侃而谈。当问到他从何处得来这些信息的时候,徐业笑着指着不远处一处房屋中介公司的广告牌说:“喏,房价都写在上面,这半年我眼看着一点点涨上去。”

“我是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不过大学生们同样也买不起。”徐业半开玩笑地说。

谈起家里的情况,徐业表示没有回去务农的打算。“从小没种过地,那些活我也干不了。”他说,如果有机会,宁可在这里打一份收入更高的工。

在北京,如同徐业这样的年轻外来务工者,过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城市的巨大向心力,让他们对现在的生活难以割舍,但同时也使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就业、住房和再教育等这些城市市民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并没有什么浓厚的感情和兴趣。

 

新生代农民工渴求“新身份”

“对于属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思维比较活跃,敢做敢想,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融入到自己工作生活的这座城市中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制品分厂二车间质量员杨晓霞说。

出生于1981年的杨晓霞,已从江西农村到浙江宁波打工十余年,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员。2007年,杨晓霞作为优秀的外来务工者在宁波落户,成为一名正式的宁波市民。

但真正能够落户城市的毕竟是少数。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外来务工者”,这些名词都隐隐流露出城市与这个群体之间的距离。目前城市的一些决策者和普通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不友好、不真诚、不关爱,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让农民工“团成一团,圆润离开”,这无疑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苍凉心境。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谈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表示,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不能在城市里再搞出个“二元结构”,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现代化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

杨晓霞则认为,要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一方面需要在户籍制度上改革,使他们有落户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给予他们工作上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同时让他们参与到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中来。

据她介绍,目前宁波市已经开始实施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的办法。要申请落户的人员必须符合在宁波现用人单位工作满5年、社会保险满5年、身体健康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等基本条件。申请表的总分为150分,超过100分的便有资格申请落户名额。在去年11月进行的一次评审中,宁波市2500名申请落户的农民工中,有10人的最终评分达到100分。目前,积分落户的审核十分严格。对绝大多数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农民工来说,获得技术专利,高级技术职称这样的加分因素仍显得十分遥远,但这种将指标量化的做法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希望国家能够参考宁波模式的积分落户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工兄弟姐妹能够成为城市的一份子,让他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杨晓霞说。

 

新生代农民工谋求“新发展”

“我身边的姐妹希望在工作的同时,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cad等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她们也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停留在一线工人这个岗位,希望有一个提升,有个好的发展。” 杨晓霞说。

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这些“80后”、“90后”们,已经开始不满足于父兄所从事的工作和收入水平。有评论以“三高一低”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但实际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说：“调查显示,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重视自我奋斗,将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更为强烈。”

据他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不仅可以让他们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常德传建议,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要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开展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和城市发展需要。在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要多样化。

 

结束语——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真正使自己工作生活的这座城市成为自己的“家”,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子女教育,养老等等诸多社会难题,都将使他们更迫切地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谨以此文祝愿新生代农民工们,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