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0日前后，《瞭望东方周刊》与《读卖新闻》实施了一项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方有90%的被访者认为中日关系“恶化”，87%的被访者认为中国“不可信赖”；与此同时，中方有81%的被访者认为中日关系“恶化”，79%的被访者认为日本“不可信赖”。虽说舆论调查数据并非百分之百与现实吻合，但是，从目前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与双方比较接近的舆论调查结果看，中日两国国民相互认识的急剧恶化以及中日关系发展受阻是不争的事实。

本来，日本实现政权轮替后，其内外政策都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新政权内外政策的“变”与“不变”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日本外交不仅从“变”滑回“不变”的原点，而且，出人预料地以极快的速度向负方向疾驰。真正的“日美对等”已成空话，日本企图在强化附庸的过程中乞求“对等”，被绳索牢牢地套在美国的战车上，离“自立”越来越远。“东亚共同体”就更不用企盼了，日本引狼入室，谋划建立日美韩“三国同盟”，东亚“战争策源地”几近形成。

2010年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特征的一年。如果说鸠山与美国在今年5月28日签署的共同声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菅直人内阁两次主动选择与美国共同“威慑”中国的战略方针，导致了日本对华外交由“战略互惠”走向“战略遏制”。中日两国人民几年来为修复小泉政权时期受损的双边关系所努力的成果付之东流，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持续数年，直至日本对中国的崛起能有一颗平常心为止。因此，今年有关“撞船事件”的发生以及钓鱼群岛的领土争端并非中日关系走向低潮的原因，而是日本决意改变对华外交战略的结果。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杀戮，战后的日本被裹挟到美国的冷战框架中，充当美国在东亚实施“遏制战略”的桥头堡，日本也从美国发动的朝战与越战中捞到经济利益，进而快速成为经济大国。70年代初，经过越战的美国国力下降，面对石油冲击以及与苏联争霸的局面，美国选择了接近中国的外交政策。看到美国搞“越顶外交”，日本震惊之余抢先一步与中国建交。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认识不断加深，1978年，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人民展现泱泱大国的胸怀，不计前嫌，将日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中日关系处于黄金时期。1980年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华亲近感的比率为78.6％。1982年虽略有下降，但却首次超过美国，当时的中国成为日本民众最亲近的国家。当时的日本也引来中国民众好奇与羡慕的目光。

遗憾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年间里，中日关系的发展一直被“历史问题”所困扰，甚至发展到断绝首脑外交的地步。但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步走向理性与成熟，“战略互惠”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共识。然而，就在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露出一线曙光的时候，不愿意看到亚洲振兴的美国，不仅跑到东亚地区实施“离间战术”，还站在三艘航母上展示自己的“强壮肌肉”，而日本就是引狼入室者之一。日本的“右派政治家”与“右倾文人”早就对“和平宪法”不耐烦了，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更引人关注的还有，日本的大财阀也企图在未来的跨国军工企业盈利的大餐中分得一杯羹，因此，他们起劲地支持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实施黩武政策。

新防卫大纲已经出炉，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正在不断加速。主张日本“自立”的政治家、战略家，主张恢复日本军人“自尊”的军事家以及主张财阀“利益”的大企业家三位一体，推动日本走向重新武装之路，葬送了保障战后日本60年安全的“和平宪法”。对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我们表示理解，但我们无法容忍日本引狼入室，借外力来破坏和延缓邻国的发展与复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将在具有民主党“左翼”头衔的菅直人和仙谷由人手上实现。12月14日，菅直人首相决定由防卫省出身的前田哲担当自己的秘书，这种现象在战后还是首次出现。这样一来，日本首相的秘书官在原来政务1人，事务5人的基础上又增加军务1人，秘书官队伍达到7人规模。同一天，日本政府还决定，为了强化亚太地区的安保合作，准备将韩国拉入到2006年开始的日美澳部长级安保战略对话的框架中。其意图在于构成以日美为核心的“四国同盟”机制，通过“海上封锁训练”遏制中朝并确保其“海上通道”安全，实现所谓的“海上安全保障”构想。

日本为何亟不可待地与中国摊牌呢？原因只有一个，不想看到中国崛起，也不愿意致力于亚洲的复兴，更无法忍受日本国力的下沉。其实，日本的国力远远超过中国，这只要看看两国的人均gdp就一目了然。但是，大和民族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国家，他们从今日两国gdp数值增加的不同速度，看到未来数年后有可能出现的中日逆转前景，因而坐立不安，想未雨绸缪。日本抛弃了既定的对华“战略互惠”外交政策，明目张胆地与美国一起强化对中国的“威慑力”，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遏华联盟”，且极力想在其中发挥骨干甚至核心作用。

日本对华外交的改变经过半年多来紧锣密鼓的准备，已经在12月17日公布的防卫大纲中得到清晰的展现。即，日本已经从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来加以“遏制”到把中国作为真正的“敌人”而进行严密的作战部署。因为新防卫大纲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威胁力量，并据此将自己的防卫部署从东北部转向西南部。日本专守防卫的“基础防卫”政策被与美国协同作战的“动态防卫”政策所取代。日本在未征求广大国民同意以及国会议员三分之二同意的情况下，突破“和平宪法”，向着实施“集体自卫权”的方向行进。不难预料，在东亚安全局势瞬息万变的环境下，一旦有事，日本将用新防卫大纲代替现行的《日本国宪法》。

在日本未来10年的新“防卫大纲”和未来5年的“中期军力部署计划”当中，自卫队陆上力量被调整，海空力量得到加强，中国被作为日美“共同的战略目标”。日本在西南海域部署军力的同时，还计划大力加强对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国东部周边安全面临日美的严重威胁。日美韩正在组建“三国同盟”，东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初见端倪。不论是日美韩还是日美澳，或是日美韩澳构成的安全框架，都是安倍、麻生搞的“自由繁荣之弧”的翻版。日美想霸占海上石油通道，通过海上封锁这一“海上安保战略”的实施，将中国扼杀在自家大门之内。

中国政府一直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善邻外交，反复重申自己的和谐理念，也从来没想过去侵略哪个国家，即便是对曾经大量屠杀过自己同胞的国家日本，也是从复兴亚洲的角度，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引导国民从理性出发，正确认识日本。当然，日本各界人士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菅直人内阁不顾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需要，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以及满足个别“亲美派”的需要，特别是大跨国财团的利益，轻易地丢掉来之不易的东亚和平环境，重复近代日本的愚蠢错误，葬送了中日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

日本政局目前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我们期待着有远见有骨气的政治家出来收拾目前日本的乱局，为其指点迷津并回到致力于亚洲复兴的发展轨道。不论从世界文明史还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13亿中华民族的崛起都是亚洲复兴的标志、东方强盛的福音，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应该懂得采取何种亚洲政策对自己以及亚洲地区更有利。（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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