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华侨韩庆愈：平生唯盼祖国好，衣带水间架虹桥-九游会j9官方登录入口

韩庆愈

漂泊中迎来历史的转折

　　1943年，17岁的韩庆愈从黑龙江青冈出发，东渡日本来到茨城县立太田中学留学。改变人生命运的生活就此开始了。1945年8月初，动身返回东北的韩庆愈搭乘的货船在朝鲜半岛的罗津附近返航回日本。因为此时苏军对日宣战，已经进入中国东北。8月15日，在船只快到敦贺港的时候，从船上的气氛已经强烈感到日本接受战败的征兆。就这样，在漂泊的航途中，韩庆愈迎来了历史的转折。

　　“一下船，就知道我们中国胜利了。当时一心想着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尽自己的绵力为祖国效劳。”多年来东北青年做亡国奴的阴霾一扫而光，韩庆愈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沉浸在光复的喜悦中。然而，日本战败后去中国的船也断了。严峻的现实要求他必须先解决生活问题。“1945年到1946年日本刚刚战败那段时间，生活非常艰苦。为了生活，我在一家台湾同胞于1945年10月25日创办的报纸《国际新闻》找到一份工作，通过在东京进行各种采访，开始学习做记者的本领。”

　　韩庆愈在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进行了现场报道。还采访到了来自祖国的著名作家冰心女士。1948年4月，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的韩庆愈，一面做着《国际新闻》的兼职记者，一面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受进步思想影响，他这时开始参加留学生反内战活动。

新中国确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同学会通电祝贺的同时，华侨团体还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我们为祖国的新生欢欣鼓舞。同时提出日本媾和，必须是有新中国参加的全面和约。”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韩庆愈的双眼闪烁着激动的光辉。新中国的成立，再一次改变了韩庆愈的人生命运。

韩庆愈、韩美津与两个孩子

　　1951年3月，因为共同的志向，经人撮合，韩庆愈和与自己同岁的日本姑娘伊东美津结为连理。“她原本是学习日本文学的，在学习过程中十分推崇中国文化，认为日本的文化和文学是来自中国的滋润。因此她认为学好日本文学，必须懂汉文，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结婚以后，她继续在东京中文学习班，后来中文说得很流利了。”他们结婚以后，韩庆愈建议她加入中国国籍，因为按照当时韩庆愈的设想，他们很快会回到中国定居。“美津的母亲也同意结婚以后我带她回中国，因此也十分起劲地鼓励她学好中文。”从此，伊东美津就随夫姓改称韩美津。两人相爱相守近七十年，直到去年卧病多年的老伴先他而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韩庆愈的人生命运再一次面临转机。1953年，持续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中国大批遣返日侨，旅日的华侨也纷纷踏上回故乡之路。韩庆愈原本的计划也是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3年6月底，他乘“兴安丸”送500多名中国同胞到达天津。7月2日，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接见了他，问及今后的打算后，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廖公对我说，你应当继续为华侨服务。听说你当过记者，希望你把在东京办一份中文报纸的任务承担起来。”

留日办报守望祖国的发展

　　韩庆愈义无反顾地答应了下来，一回到东京，就在各方华侨的支持下筹建这份报纸。1954年3月1日，凝聚着旅日华侨心血的侨报《大地报》创刊了。这份侨报和1953年在廖承志领导下创办的日文月刊《人民中国》共同成为连接中日民间、祖国与华侨之间联系的重要信息纽带。“《大地报》我负责编辑了15年，直到‘文革’期间受左的干扰停办。当时我们的主要报道来源是把国内的消息整理以后编发。我们的宗旨很明确：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团结爱国华侨、推动以解放台湾为目标的祖国统一、促进加强中日友好。”韩庆愈介绍说，“发行报纸以外，我们还发行了《日本工业技术》杂志，编译日本工业战后新技术资料。国内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属的技术交流部负责把我们的刊物发行到中国各个企业、各个研究单位，对推动中日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间接地通过这种方式支持祖国建设，心里很有成就感。”

《大地报》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合影

　　这期间韩庆愈还多次参与接待了来自祖国的访日团。“1954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是第一个到访日本的祖国代表团。当时，全日本华侨都轰动了，各地区的华侨代表赶到东京欢迎祖国的亲人。我记得团长是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副团长是廖承志。”韩庆愈当时作为记者从东京一路跟随采访，回忆起来他仍激动不已：“当时日本为感谢中国协助日本成功遣返在华日侨，同意日本红十字会邀请这个高层次代表团来日本访问。当我们乘车从大阪到京都的一个小时车程中，沿途一望无尽的欢迎人群手执红十字会旗夹道欢迎我们。这场面令人感动，难忘。”韩庆愈通过《大地报》，整版报道了此次访问的活动行程以及受到欢迎的场面，给廖承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每次中国代表团访日，廖公都会跟华侨会打招呼让韩庆愈跟团做翻译。韩庆愈说：“从1955年以后，来自中国的团组我都做过翻译。”

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期间，廖承志在东京和日本朋友交流

　　1947年韩庆愈作为记者曾经采访谢冰心（右五），1955年谢冰心作为中国和平代表团的成员访日，韩庆愈为她的翻译

　　就这样，从1955年到1966年的11年间，韩庆愈在接待国内40多个访日团的过程中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通过他们了解到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1955年，我接待了来自祖国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认识了孙平化、康大川、陈抗等人。1956年参与接待了梅兰芳京剧团到访。1958年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谈判时，我认识了吴学文等国内媒体人士。1961年参与接待了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1963年为纪念《人民中国》在日发行十周年，当时的中国外文出版社社长（外文局局长）罗俊率团来到日本，我们相处得很好，成了朋友。我们海外华侨时刻关心祖国的发展，通过和代表团的接触，了解到很多祖国的新成就。令我惊讶、感动的是，长春成立了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生产了解放牌卡车。看着照片上的国产卡车，我真是百感交集。后来又看到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打破了世界桥梁专家认为长江上无法建桥的断言，更是感到扬眉吐气。”

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1956年到日本访问演出，图为韩庆愈和梅兰芳合影

邦交正常化带来人生新的转机

　　这样的好势头，在“文革”中遭受了挫折。《大地报》接到国内指示，被迫停刊。但是韩庆愈心系祖国的初心丝毫没有改变，他认定中日交流事业非常重要，于是他带领《大地报》的伙伴们一起，转型成立了向阳社。“报纸被迫停办，我们继续做杂志，继续向中国介绍日本的工业、技术、企业。为了促进中日贸易，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日本非常关注中国，许多公司都想和中国做贸易或技术交流。这使得向阳社的业务不断扩大。编中文词典、出版数字电报电码本、进口中文铅字字盘等，扩展了业务，增加了效益。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韩庆愈再次感受到新的希望。“我先前认识的好朋友，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抗找到我问，现在国内需要日本专家来华做日文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外文局的《人民中国》，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你夫人中文讲的那么好，有没有打算去中国工作的想法？我征求了美津的意见，她欣然同意了。外文局局长、我的老朋友罗俊也非常欢迎美津来华工作。因为属于侨眷，还表示要给她国内同事的待遇。就这样，美津成为在《人民中国》工作的唯一中国国籍的日本人，不叫专家，叫中国籍编辑人员。”

科技交流助力祖国改革开放

　　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这时电话传真机开始在日本流行。为解决电报往来造成的中日经济交流瓶颈，韩庆愈开始动员日本的生产厂商、日本的电话局等向中国介绍日本的电话传真技术。“1978年4月份，我组织日本专家团到北京等地介绍电话传真技术，同时跟中国电话局商量试用这一技术，其实我在中日之间正式启用电话传真前一年就与向阳社北京办事处之间用电话传真来做业务了。第二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传真机业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与世界的通信效率。”

　　1978年秋以中岛健藏为会长的日中科技文化中心创立，由向阳社牵头开展科技交流活动，韩庆愈成为这个机构的专务理事。这个机构在1982年获准成为日本科学技术厅所属的社团法人。

　　在推动中日交流的过程中，韩庆愈注意到日本引进美国质量管理的概念，结合日本国情形成的日本质量管理体系对未来中国的潜在价值。韩庆愈就在向阳社的杂志上请日本专家撰文，一共用了两年时间系统介绍质量管理的总论、以及化工、汽车、机械等各行各业的质量管理理念。1978年夏天，韩庆愈组织专家团来华，在北京、天津等地与中方企业交流。此后，各地开始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做法，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努力在今天结出了硕果，韩庆愈倍感欣慰：“现在我们中国的产品，在日本市场能够通用，同时也向世界各国出口，主要就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过关。尽管日本的标准很严格，可你到日本商店去看的话，日常用品里面70%是中国货。这算不算我做的好事呢？”

1978年8月以石川馨为团长、韩庆愈为秘书长的日本质量管理技术交流团在洛阳参观交流

广告业务带给祖国一代人的记忆

　　那些年韩庆愈做的好事不止于此。1979年上海广告公司正式宣布接受外国广告，让韩庆愈看到了商机。“我之所以捷足先登是因为我早有经验。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日本奥林帕斯显微镜的广告，就是经我联系登在北京大公报上的，这是当时中国唯一刊登外国广告的先例。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广告公司停业了。1979年他们重新开始业务，我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派人到上海签了协议，开始向中国介绍日本的广告。”经过努力，东芝、三菱、日立、日本精工等很多大厂家开始在中国一些主流报纸整版地刊登广告。这在中国是首创，向阳社也在日本引起关注。一年多以后，起初有些矜持的《人民日报》也打破条条框框，和向阳社建立了广告业务，刊起了整版的日本企业广告。“攻下平面媒体，接下来电视广告就水到渠成了。仰仗我自60年代以来结识的广泛人脉，几经努力，终于在1980年说服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接受广告业务。模式是产品广告带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此后每个星期天黄金时间内，最好的时间段里给我30分钟播放。在当时形成了万人空巷看阿童木的壮观场面。”从此韩庆愈的动画片带广告模式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之间，《森林大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3000里寻母》等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可以说我对中央电视台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梅地亚大楼就是靠这些广告费建立起来的。”

　　后来，韩庆愈改变战略又打入了上海广告市场。他建议模仿日本老百姓自娱自乐歌唱大会的形式，让民众直接参加演唱，派发广告奖品。卡西欧愿意提供电子琴作为奖品，上海电视台也收到了广告费。韩庆愈得意地说，“这个节目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记得其中有位参加节目的歌唱家后来到日本去发展了，在日本还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广告效果好，收益也很理想。当年上海广告公司的员工拿到奖金是3万块人民币！你想想，在80年代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后来的东方卫视的创办这个广告的收入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念念不忘祖国和平统一与中日友好

　　韩庆愈在华侨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80年代曾担任华侨总会的副议长。近年来，由于年纪原因，韩庆愈从许多职位上退了下来。但中日友好、中日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一直是韩庆愈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许多活动上都少不了他奔走的身影。2001年夏天，世界各地的华侨在东京召开了全球华侨华人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会。韩庆愈是大会主席之一，负责活动言论集的宣传、出版和发行。“现在华侨总会对外活动，一是和日本各团体加强友好联系，促进中日友好，我作为常务理事也经常参加活动。还有就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从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常务理事上退了下来，但还是顾问。我希望能够早日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

　　2001年全球华侨华人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会上，韩庆愈和香港代表黄企之、台湾代表陈鹏仁一起主持大会

　　韩庆愈对常陆太田市有着独特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他多年居住在这座城市，还因为和这座城市有关的一个中国人。江户时代明末儒者朱舜水在幕府将军德川光国的邀请下来到江户，在教育、文化、生产、思想等方面传授了中国明代的思想。他的遗骨就葬在常陆太田市瑞龙山德川家墓内的德川光国坟墓旁。韩庆愈把对自己第二故乡的情感转为行动：“常陆太田市当时的市长渡边龙一是我的同学。我们商量把常陆太田市与朱舜水的家乡余姚市结成友好姐妹城市。经过我们五年的共同努力，1999年两个城市正式结成了友好城市。在我提议下，2007年两市在余姚还联合举办了朱舜水学术研讨会。”

祈愿祖国和东亚更美好的明天

　　当年由于没有陆路连通，一衣带水将他和祖国分开。因此听到祖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韩庆愈非常赞同，而且认为东北亚也不应该孤身其外。“比如亚洲投行，日本还没有参与。我们日中科技文化中心的理事长，曾经两次会见记者，呼吁日本政府参加亚投行。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也参加了记者会。”他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促成日本和中韩之间建成海底隧道。“日韩海底隧道研究会早在1983年就已经成立，目前的线路是从福冈经过对马岛到达韩国釜山，通过海底隧道从东京坐高铁到北京只要十个小时。如果这个项目立项完成，日本就不是光第三方市场合作，而是能直接参与‘一带一路’了。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不就是日本吗？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愿景，日本和中国进一步频繁的交流会产生更多经济效益。我希望中国好，日本也要好，这两个国家是兄弟之邦。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好多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也从日本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所以友好才是中日两国正确不二的选择。”

　　近年来大批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个别游客的素质问题引起日本社会的反感，日本某周刊甚至提出“要海关设限拒绝中国人观光客”等极端主张。2013年4月，因病住院的韩庆愈在病床上看到这些报道十分痛心。他联系到老朋友张可喜，贾蕙萱等，于次年6月创立了“东方文明振兴会”，决心为提高国人的素质，提升祖国在海外的形象而呼吁。

2019年3月20日东方文明振兴会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

　　再有几个月，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作为在东瀛守望祖国70多年的老华侨，韩庆愈以自己的经历发自肺腑地谈到了自己的展望：“从我们的祖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生活在日本。我们祖国70年来蒸蒸日上的发展，令外国人对华侨有了更多的尊重。希望祖国继续发展，超过过去任何时代。我们不是通过战争和掠夺，而是用和平的方式、用贸易、用经济、用平等交流的办法实现强盛。中国传统的理念将引导我们未来的发展。互利互惠对中日两国都是福音。而届时我们华侨更能进一步地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我每天特别高兴地守望着祖国的发展进步，并为祖国的未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