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亚洲gdp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之比从24%上升到27%；对外贸易占比从24%上升到36%。到2010年时，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27.4%，首次超过了美国（25.8%）和欧盟（25.9%），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尤其是亚洲的各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前进名副其实的发动机。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发展虽然同样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但至今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2009年的世界经济整体衰退达0.5%，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5.9%。但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地区安全风险会随之降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正经历高风险时期，以及多数亚洲国家面临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敏感时期，亚洲地区的整体安全形势反而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国家经济实力有所改善的前提下，亚洲正成为世界军事力量高速发展的地区。此外，亚洲也是世界背负冷战遗产最多的地区，再加上各国、各民族间互信的缺失，本世纪以来亚洲集中了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军事开支、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更新、最多数量的军事演习。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09》统计，1999—2008年亚洲地区军费开支从1237亿美元增至1874亿美元，增长了53%。而同期的欧洲地区军费开支从2810亿美元增至3200亿美元，仅增长了13.8%。从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1999—2007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分别为1.8—2.1%、0.9—1%、2.4—2.6%、2.5—3.1%。

虽然因基数原本不高，亚洲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量占gdp之比远低于美国（2008年亚洲地区军费开支之和也仅相当于美国的37.6%），但亚洲经济力和军事力同时崛起的趋势却成为国际社会对亚洲发展特点的客观评价之一。

针对冷战后亚洲安全形势的脆弱和多变，国际社会尝试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亚太经合组织（1993年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更名）、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建立）、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建立）、香格里拉对话（始于2002年）等，以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级别，试图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亚洲地区严重的互信缺失问题。

受到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制约，这些地区对话论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重叠，既不隶属也无有机的联系与协调，在分别发挥各自应有作用的同时，也留下大片对话领域和对话参与国上的空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战略地位日益上升的中亚地区。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于1992年提出亚信倡议时，便考虑到了当时亚洲的安全对话结构。经过22年的发展，亚信会议逐渐修正了过于理想化和造势作秀的成分，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独特意义，并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2006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阿拉木图出席第二次亚信峰会时发表的讲话中，客观评价了亚信会议论坛的意义：一是探讨亚洲安全和合作；二是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三是增进成员国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政府从亚信进程的起步时期开始，就一直积极参加亚信论坛对话和组织建设，遵循亚信倡导的宗旨和原则，支持亚信在维护亚洲地区安全、扩大区域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领导人一向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为亚洲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012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外长会议《宣言》中，各成员国外长一致支持中方担任亚信2014—2016年主席国，并于2014年5月在上海主办第四届亚信峰会。

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猜疑。以上海为“主场”举办亚信峰会，恰恰是中国与亚洲各国加强对话、消弭误解、建立互信的绝好机会。

中国将充分利用亚信平台向亚洲各国宣示自己和平发展、反对霸权、预防冲突、文明共鉴的主张，推动亚信进程向构建地区安全对话与互信合作的更高水平发展。上海亚信为中国诠释全新亚洲发展观提供了机会，中国也将赋予亚信会议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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